为抗日他带兵捉拿蒋介石，却一转身就当了汉奸 | 王元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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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少时节，最爱瞎琢磨。说9月9日有大事发生，10月10日有大事发生，11月11日却是个空白。那会儿还无从逆料，物质化时代的最终降临，会让一个原本在东亚部分地区民间流行的“光棍节”，生生异化为购物狂欢节，结果，11月11日，基本上已压倒或遮蔽其他一切历史叙事。不信你好奇地问一下周边，12月12日曾有什么大事发生，很多人是来不及做出反应的。

八十二年前的昨天，1936年12月12日，古城西安并不格外寒冷；凌晨五点，城郊华清池一带突然响起的枪声却格外清脆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已经起床，正在锻炼身体。凭多年养成的军事斗争经验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枪声是冲自己来的，因此来不及套上正装，他就在两名贴身卫士的保护和帮助下，冲出房间，翻过围墙，消失在幽暗的夜色中。

蒋介石所料不差，他这一逃，让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险些陷入绝境。具体执行“捉蒋”行动前，他是给张学良和杨虎城拍过胸脯的：“一定完成任务！”可直到上午八时，他的部下已将南京方面的绝大部分警卫击毙或活捉，却独独不见蒋介石。消息传到西安城内，张学良铁青着脸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到九点，还找不到委员长，让孙铭九提头来见！”张学良清楚地知道，如果捉蒋不成，西安城必将成为血海。

“捉蒋”行动执行人孙铭九

因此，当卫队营一位班长陈思孝高呼“委员长找到了”时，孙铭九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奔上了骊山。蒋介石正躲在一个浅浅的岩洞内发抖，东北军方面认为他是吓得，南京方面后来给出的解释则是冷得。况且，蒋介石在翻墙落地时，背部受伤，假牙脱落，又急又气又冷又怕，是个人，都免不了要发抖。

据孙铭九多年以后回忆，他见到蒋介石，没有忘记立正敬礼，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打死我吧。”孙铭九则不失恭敬地回应称：“我们不会伤害委员长，只是想请你领我们打日本人。”

孙铭九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是当时少有的喝过洋墨水的军人，因此在这种场合，足以应对得体，不失礼数。蒋介石行走困难，要求孙铭九找一匹马来，但仓促之间，根本不可能找到马，孙铭九伏下身，请求背蒋介石下山，但被蒋介石拒绝。

最后，蒋介石是被卫队士兵连抬带架拖下骊山的。就在蒋介石被扶进山下一辆小汽车的一刻，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告成。

《西北文化日报》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

据孙铭九称，在蒋介石被软禁期间，他时常有机会进出蒋的房间，照顾蒋的起居。蒋介石曾拉住他，称他为“好青年”，与他促膝谈心，给他讲文天祥和史可法的故事，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

孙铭九不敢妄自猜测，蒋介石这是在试图分化招抚他，甚至想借他达到逃脱的目的；不过孙铭九的表态非常坚决：“我绝对服从我们副司令。”这样简单一句回答，却意涵丰富：张学良的副司令职务，也是你蒋先生任命的，那么至少在字面上，服从他，也就等于服从你了。可事实上呢，主子是我的主子，但主子的主子，就未必是我的主子了。无论日本中国，在军事割据山头林立的乱年月里，这都是刚性的潜规则，谁无视或违背它，谁就不会有好下场。

蒋介石落入张学良与杨虎城之手，一时间喊放者有之，喊杀者有之，对喊杀者再喊杀者有之，国际风云，为之变色。但作为捉蒋的具体执行人，孙铭九对于各方势力的折冲樽殂，是不可能知晓的。一个小人物，参与了如此重大的事件，管他结果如何，历史都会记他一笔，仅此一点，也就足够他在酒桌上对军中伙伴得意吹牛，或者是在暗夜里偷偷笑醒了吧。

张学良（左）、杨虎城

但孙铭九万万没有料到，西安事变的结局，会是蒋介石平安脱身，张学良也随蒋一起去了南京。孙铭九恨自己位卑言轻，无力影响张学良的选择。在他看来，羊入虎口，皮之何存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因此接下来，东北军实力人物王以哲将军等主张与中央政府全面合作的态度，就令孙铭九大为惊恐。

表面上，孙铭九主张，东北军必须与中央军继续保持对峙状态，这才能保证张学良的安全。所谓全面合作，就等于缴械投降，蒋介石会毫无顾忌地对张学良下狠手。暗地里，孙铭九也难免会有个人的担忧：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可以在蒋家的旗帜下继续享受高官厚禄，我怎么办？是我带人捉的蒋介石，他怎么可能忘掉我这张脸，怎么可能放过我这个人？

实际上，孙铭九想多了。蒋介石这个人，有睚眦必报的一面不假，但对于西安事变的责任，他一定是拎得清的，怎么可能有闲心专程去怪罪孙铭九这样一个执行命令的下级军官呢？

但孙铭九的反应明显过度了。本来他主张，继续扣押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陈诚、蒋鼎文等大员当人质，以换回张学良，或保证张学良不被杀害。可他的意见完全被无视，陈诚等人顺利飞回了南京。狂怒之下的孙铭九，借助张学良一手创办的秘密组织“抗日同志会”，枪杀了东北军实际主脑王以哲将军。

东北军实际主脑王以哲

张学良被羁南京，东北军本已群龙无首，人心不稳，现在王以哲将军一死，东北军就彻底分崩离析了。各路将领人人自危，纷纷向蒋介石输诚，以求自保。从此后，历史上，曾经呼风唤雨的东北军，再也没有作为一只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发挥作用。

而在当时，东北军瓦解，对孙铭九来说，才是真正的皮之不存。王以哲将军的部下悲愤难平，日日寻仇，偌大的西安城，已容不下孙铭九。

实际上，王以哲将军的血迹未干，孙铭九就已醒悟，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。他曾亲赴周恩来处请罪，并给周下跪，请求原谅。这一细节，出自孙铭九的自述，登载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上。周没有放弃孙，安排他于1937年2月3日避难陕北。

可是不久，国共合作开始，中共军队士兵的帽徽，也换成了青天白日，蒋介石成为全国共同领袖，连毛泽东也要领头呼喊“蒋委员长万岁”了，孙铭九被告知，陕北已经不再方便收留他。朋友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，这个道理，孙铭九懂。同样，敌人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朋友，这个道理，孙铭九也懂。于是，他转身，直奔南京，投靠了日本人扶持的汪精卫政权。

他当初捉蒋，是为了逼蒋抗日。可到最后，他自己摇身一变，却成了日本人的附庸。只能说，这种信念与行动的分裂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本质：生存，才是压倒一切的本能。也可以说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，承载了近代史上太多的矛盾、痛苦与无奈，这份沉重，把他压垮了。他的表现，还可以隐约透露一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：没有什么值得彻底坚持的原则，权变才是第一真理。

我们当然会关心，抗战胜利后，孙铭九怎么样了。他没什么事，1945年前及时反正，还随蒋军一起打到了东北。其后，又在哈尔滨及时投诚了中共军队。经过周密审查，中共方面对于他投汪给出的最终结论是：迫于生计，走了一段弯路。1949年后，孙铭九曾任上海市政府参事，2000年以91岁高龄寿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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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主编 | 董啸   值班编辑 | 小窗

这是第 526 篇文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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